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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把烟蒂按灭在船板上，烟头滋的一声，热气短暂升起，很快被海风卷走，散进黑沉沉的水里。那小子走了，没回应一句关于报社的话，只低头盯着水面，他的倒影在浪花间晃荡，碎成一片片灰蒙的光斑。我没追问他，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心事，藏得深，偶尔从眼底漏出来，也只是让人心里微微一沉。

    报社的日子，从我刚入行那会儿起，就没多大变化。那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刚满二十，从乡下挤电车进城，报社藏在一条窄巷的旧楼里，三层高，楼梯踩上去微微晃动，木板发出低低的呻吟，像老人的膝盖在夜里隐隐作痛。第一天，主编把我叫到桌前，递过来一台打字机，键盘掉色泛黄，按键上残留着前任留下的指印，按下去时有点卡顿，弹回来的感觉迟钝，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重量，仿佛每一击都敲在骨头上。“从小新闻开始吧，”他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桌上咖啡杯留着褐色的圈痕，杯沿裂了一道细口，凉风一吹，苦味就飘出来，“跑腿，写短稿，别急着先想大事。”

    我坐在角落，前辈佐藤的工位就在旁边。他四十上下，领带总是松松垮垮，领口有点毛边，却每天按时来，早早坐下，推开椅子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跟着他跑新闻，是我最常做的事。

    早上，他会先泡一杯速溶咖啡，杯子旧了，边沿有细小的裂纹，热水冲进去时，蒸汽升腾起来，苦味瞬间充斥整个房间，混着窗外传来的街噪声——汽车喇叭、行人脚步、远处电车的油味。我们出门时，他背着录音笔和笔记本，我提着相机，镜头盖上积了油和某些灰，指尖抹开时留下一道模糊的痕迹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