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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尚衡隶觉得对方措辞有些傲慢了，但还是露出礼貌的微笑。

    “请指教。”

    “需要‘有人在乎’。”滨田央伶的声音依然平稳，但语速加快了，“我在曼谷那八天，每天想的不是‘谁来救我’，是‘有人在乎我在哪里吗？’。日本大使馆在乎吗？泰国警方在乎吗？还是说我只是一个需要填写的表格，一个需要处理的‘案件’？”

    茶室安静下来。铁壶的水沸腾了，蒸汽顶起壶盖，发出规律的咔嗒声。

    “您的方案里，”滨田央伶继续说，“受害者是一个‘数据点’，是说服政客的‘案例’。但对我来说，我父亲来说，我是女儿，他是父亲。政治应该从这个起点开始，而不是从‘主权’或‘预算’开始。”

    尚衡隶沉默了片刻。

    随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笔，在随身携带的便签本上快速记下。

    “您说得对。”她抬头，“我会在下一版里加一章：受害者的权利与参与机制。包括但不限于：案件的及时通报、心理支持的提供、调查进展的定期更新。”

    滨田央伶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突然笑了。

    这个笑带着讽刺，着实把尚衡隶吓一跳。

    “看了您还是没懂。”她说，“我不需要‘机制’，我需要的是，如果当年有人在那个仓库外多敲一次门，如果有人在我失踪的第三天而不是第八天才开始认真找，如果有人在抓住那些混蛋后，不是简单地问‘你没事吧’，而是说‘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’。”

    她的声音在最后微微发颤。

    她停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手指攥紧了毯子的边缘。

    “但您父亲